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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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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現 價:22.40元
定 價:¥28.00
折扣:8.00 節省:¥5.60
庫存:暫時缺貨
作者:優米網 出版日期:2014/3/1
出版社:當代世界 頁數:
ISBN:9787515400945 裝幀:
開本:32開 字數:
編輯推薦

  第一部由“中國最有錢的教師”、“學生規模最大的校長”、“知識分子成功創業的典范”俞敏洪口述(自述)的作品。具有俞敏洪的名人品牌效應。市場中僅此一部,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俞敏洪在書中泄露了自己的三大秘密:第一個秘密是揭示自己如何從一個窮小子,搖身成為富甲天下的絕對金領人士;第二個秘密是揭露了自己是如何在強悍老婆的鞭子下,蛻變成一個成功的男人;第三個秘密是泄露了自己為何想隱身寺廟、出家當和尚。
  俞敏洪在書中暴露了自己的六大痛苦:第一個痛苦是自己兩次遭遇綁架,險些被撕票;第二個痛苦是自己在沒有成功之前,天天遭受著悍妻的折磨;第三個痛苦是遭遇了不講情理的北京大學領導層,最終憤然辭職,忍受著失業的痛苦;第四個痛苦是請來了王強、徐小平這兩個老哥們,不曾料想權力日漸被架空,真是“引狼入室”;第五個痛苦是領導著一個只會談論尼采哲學、動輒大喊大叫的董事會,活活嚇跑了拎著幾千萬現金、想投資新東方的養豬老板,痛失一筆龐大的資金;第六個痛苦是十分后悔將新東方上市,但如今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沖!

內容簡介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為中國圖書界第一部由俞敏洪口述的作品,書稿內容全由俞敏洪自述而成,真實地反映了俞敏洪所走過的五十年人生風雨路程。在書中,俞敏洪以一貫的幽默語言,娓娓講述了自己的貧窮少年時代,與父母朝夕相處的日子,以及從父母身上學習到的做人處事之道。詳細講述了俞敏洪的大學時代尤其是大學畢業后那段足以讓他銘記一生的艱難創業歷程,以及所遭受到的各種苦難與危險。不過,富有韌性的俞敏洪順利地度過了每一個難關。在書稿的最后,俞敏洪以人生的情與理為話題,談論了他對于名利、榮辱的看法,得出了許多令人茅塞頓開的哲理性話語。可以說,俞敏洪憑借著自己的精神力量與強大的心理力,而成為痛苦世界中始終堅強樂觀的一份子,始終以一種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的精神盡力而為、經營人生。值得一提的是,俞敏洪在書稿中還透露了新東方由弱到強、以及所經歷的發展困惑期中諸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流露出他對于企業管理之道的體悟。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的最大特點是通篇由俞敏洪先生口述,語言幽默,俞氏風格十分明顯。本書對于今日追求職場順利、事業成功、人生幸福的國人而言,具有很好的啟示意義,讓我們真實地看到了一個普通的農家子(草根)如何憑借自己的努力,緊緊地抓住機遇,并且以一種韌性與平和的心態而登上人生的巔峰,盡享心靈的富足與幸福。本書與優米網的另一部著作《偉大是熬出來的》(馮侖先生著)一樣,可謂是反映精英人士心靈路程的雙璧,是難得的優秀心靈勵志書。

作者介紹

         俞敏洪: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創始人,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知名教育家,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青年精神導師,影響一代年輕人的“俞老師”。
          優米網是由著名制片人王利芬女士創辦的,致力于打造一個服務于國家和知識群體的精英網絡電視平臺,建設中國知識階層的網絡精神家園。聚焦中國精英人群所關注的話題,充分發揮電視平臺和網絡平臺的優勢,將傳統電視的編輯思想和制作能力,與網絡電視的自由點播相結合,為精英人群提供“共享智慧、交流思想”的空間。
        優米網的宗旨是與年輕人一同成長,其英文名稱Umiwi,是由You(你)、Me(我)和We(我們)三個人稱代詞構成,寓意無論在哪個人生階段,你和我都是學習者,同時也是知識和經驗的傳播者,個體間的交流互動將快速推動我們整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進步。優米網的標識(Logo)是由兩片正在進行對話的銀杏葉組成,其原型是一棵植根于北京大學校園內的百年銀杏樹。春天的銀杏綠意盎然,象征著希望,秋天的銀杏吟華絢爛,寓意每個人最精彩的人生。優米網的主打節目有《在路上》、《創新中國》、《創業門診》、《走進公司》、《芬享時刻》、《拍賣》。

精彩片段

無論出身怎樣都要自強不息
  從出生到18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樣,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一輩子過著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后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
  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余。那時候還沒有污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江邊過來,又消失在江邊;一些云從天邊來,又消失在天邊。于是我就開始好奇,天的盡頭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里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于是在我8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于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幻想著長大后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
  為了能走出農村,我一連參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因為考上的人很少,我沒有特別失望,家里人也沒有給我什么壓力,反正不行就在農村干活吧。我在家里開手扶拖拉機,插秧,割稻,這樣干了兩三個月。我們大隊初中教英語的老師懷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學生的英語課沒有人上。校長聽說我高考是考外語的,就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學生的英語。我當時才16歲,既沒有當老師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媽一直認為我是一塊當先生的料,不應該干農活,就拼命鼓勵我去,說這是一個機會,說不定就能夠離開農村,不用天天種地了。當時的老師是二十多塊錢一個月,這個待遇在農村來說已經是很高的了。就這樣,年僅16歲的我成了代課老師。
  我就邊代課,邊復習,這樣復習了大概八個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開始了。這一年的高考我的總分過了錄取分數線,但英語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分數線變成了60分,結果再度落榜。這個時候,那個英語老師也生完孩子回學校了,我的課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農村。
  第三次復習真正變成了全職脫產學習。我帶領同學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點半熄燈以后,大家全部打著手電在被窩里背單詞。這個班是1979年10月中旬開課的,到1980年春節的時候,我的成績還在倒數第10位。當年的寒假就放了一個禮拜,我一天沒落,整天背課文。結果,四五十篇課文被我背得滾瓜爛熟。不知不覺我超過了很多同學,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學期的時候,我的成績就變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開始后,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我們的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你自己

  無論出身怎樣都要自強不息
  從出生到18歲,我一直在一個小村莊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樣,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風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鄉鄰。我本來應該一輩子過著平平淡淡的農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勞作,然后在每天迎來朝陽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變老。
  但老天偏偏讓我降生在長江邊,又偏偏在我家的東邊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這座小山,長江便一覽無余。那時候還沒有污染,可以極目遠眺,看得很遠很遠。一些船從江邊過來,又消失在江邊;一些云從天邊來,又消失在天邊。于是我就開始好奇,天的盡頭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夠到哪里呢?感謝我的幾個親戚,因為他們在上海,于是在我8歲的時候,母親決定帶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終于到了上海。這次旅行,長江的壯闊、吳淞口的蒼茫、上海的燈光、街道的繁華,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從此,我的心開始渴望旅行,幻想著長大后要走出村莊,走向更遠的地方。
  為了能走出農村,我一連參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因為考上的人很少,我沒有特別失望,家里人也沒有給我什么壓力,反正不行就在農村干活吧。我在家里開手扶拖拉機,插秧,割稻,這樣干了兩三個月。我們大隊初中教英語的老師懷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學生的英語課沒有人上。校長聽說我高考是考外語的,就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學生的英語。我當時才16歲,既沒有當老師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媽一直認為我是一塊當先生的料,不應該干農活,就拼命鼓勵我去,說這是一個機會,說不定就能夠離開農村,不用天天種地了。當時的老師是二十多塊錢一個月,這個待遇在農村來說已經是很高的了。就這樣,年僅16歲的我成了代課老師。
  我就邊代課,邊復習,這樣復習了大概八個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開始了。這一年的高考我的總分過了錄取分數線,但英語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師專的錄取分數線變成了60分,結果再度落榜。這個時候,那個英語老師也生完孩子回學校了,我的課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農村。
  第三次復習真正變成了全職脫產學習。我帶領同學一起拼命,早上帶頭起來晨讀,和大家一起背單詞、背課文、做題、討論,晚上10點半熄燈以后,大家全部打著手電在被窩里背單詞。這個班是1979年10月中旬開課的,到1980年春節的時候,我的成績還在倒數第10位。當年的寒假就放了一個禮拜,我一天沒落,整天背課文。結果,四五十篇課文被我背得滾瓜爛熟。不知不覺我超過了很多同學,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學期的時候,我的成績就變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開始后,英語考試時間是兩個小時,我僅僅用了40分鐘就交了卷。我們的英語老師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說今年就你一個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結果你自己給毀了。他認為我這么快就交卷,肯定沒有做好。但是,我是一個典型的直覺型思維的人,如果做完題一檢查,可能就改錯了。
  考完以后,我估計自己能考400分,結果只考了387分。當年,北大的錄取分數線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媽說,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來了,盡管沒老婆,這次把結婚的酒席也一起請了吧。就把家里的豬、羊、雞全部殺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幾天。我們村里的人從城里調了一輛拉土的大卡車,把我從江陰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車,站了36個小時到北京,一點都不覺得累。就這樣,我進入了北京大學。
  我第一次坐火車就是這次到北京去上大學,這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火車。我考大學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沒弄明白是什么讓我堅持了三年。我從來沒有想過北大是我能夠上學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塊圣地,覺得永遠夠不著。但是第三年考試時我的高考分數超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七分,我終于下定決心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我知道一定會有很多人比我分數高,我認為自己是不會被錄取的。沒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師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實際上我的英語水平很差,在農村既不會聽也不會說,只會死背語法和單詞。
  學生時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不過我的大學生活還是有些孤獨和自卑的,一個農村孩子走進大城市之后的轉變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學對我來說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園,到北京的周圍去爬山,我曾經無數次坐在香山頂上看夕陽下山和那些連綿起伏的山。
  上學的時候我幾乎不大會說普通話,一張嘴就帶著明顯的江陰味道,連普通話都說不好,說英語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記得剛進北大的時候,全班同學第一次開班會互相介紹,我站起來自我介紹了一番,結果班長站起來跟我說:“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講日語?”我后來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天天拿著收音機在北大的樹林里模仿播音員的發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話還是講得不好。
  課堂發言對我來說,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說英語都是個難關。我的英語老師曾說除了能聽懂我說的“俞敏洪”三個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說什么了。我們班分班的時候,五十個同學分成三個班,因為我的英語考試分數不錯,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個月以后,我就被調到了C班——“語音語調及聽力障礙班”。我不是一個逃避的人,分到C班后,我就開始想辦法提高我的英語水平。我的記憶力很好,于是就在聽單詞、背單詞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都隨身拿著小收音機,只要有時間就收聽廣播。不分任何時間,就連到了寢室關燈的時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燈時間,我就跑到走廊盡頭有燈的地方,繼續聽英語。
  我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詞匯、語法、閱讀上,我的目標就是成為單詞專家,或者說先把基礎打好,口語可以慢慢練嘛。很快,我的英語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么單詞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腦里了。那個時候我還有個外號叫做“單詞王”,我就是他們眼里的一部英語“大百科全書”。班里的其他同學都說我當時聽外語聽得兩眼發直,藍汪汪的,像餓狼一樣。
  大三第一學期的時候,我被診斷出患了肺結核,必須休學一年,臥床養病。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趕上了班級的學習進度,學習的勁頭正旺,卻要休學一年。我被送進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區的結核病療養院,這個療養院的圍墻盡管很高,但在樓上的房間里卻能看到周圍的山。我在醫院里度過了一年的四個季節,正好看全了山的顏色,春天粉紅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紅的、冬天蕭瑟的。在醫院的門口,還有一座小山,山頂上刻著馮玉祥寫的“精神不死”四個大字。我幾乎每天都要去爬這座小山,對著這四個字發呆。后來身體好點了,醫生允許我走出大門,我就去爬遍了每天從醫院的窗戶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個時候我總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學養病的時間也是很痛苦的,覺得在學習上剛剛縮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種既能養病又不耽誤學習的好方法。剛進北大時,我沒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爾、康德是誰。同學們都覺得我沒什么見識,為了和好友賭十元錢,我曾經花了5天時間,每天背10個小時,把《離騷》背完了。實際上換個思維方式看問題,那些天天批評、挑刺,哪怕是在后面說壞話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種身份的導師吧。休學的這一年,我讀了600多本書,平均一天兩本書的閱讀速度,將中國歷史和文學典籍看了大半,什么《資治通鑒》、《孫子兵法》、《論語》、《曾國藩家書》、《三國演義》……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氣的書,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醫院的這一年,我讀完了《徐霞客游記》。
  我希望這些書能在培養文化素養方面給我幫助,我用的就是填鴨的方式,先存放在腦子里,等著日后慢慢地消化。說起來,那個時候的書都沒白看,還是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我的價值觀念和看待問題的方法。
  
  別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我做事就是比較有毅力,從小時候開始就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特點,我比較喜歡持續不斷、長期性的努力。新東方能做到今天,跟我這個特點也是有關系的。我從來不擔心別人比我做得更好或是更快,我可能要用更長的時間,但我的結果不一定會比別人的差。小學的時候,別的同學課文都背完了,我還沒有背完。別人用一天背完一篇課文,我可能要用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但是我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把課文背完,要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所以背完以后,我就忘不了了。
  我在北大學習期間有兩件事一直是苦悶的,第一是普通話不好,第二是英語水平一塌糊涂。記得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到大學四年級畢業時,我的成績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幾名。但是,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心態。我知道我在聰明上比不過我的同學,但是我有一種能力,就是持續不斷的努力。所以在我們班的畢業典禮上我說了這么一段話,到現在我的同學還能記得,我說:“大家都獲得了優異的成績,我是我們班的落后同學。但是我想讓同學們放心,我決不放棄。你們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們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們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對他們說:“如果實在不行,我會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到八十歲以后把你們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個故事說,能夠到達金字塔頂端的只有兩種動物,一是雄鷹,靠自己的天賦和翅膀飛了上去。我們這兒有很多雄鷹式的人物,很多同學在學習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達到高峰,很輕松地在北大畢業后又進入哈佛、耶魯、牛津、劍橋這樣的名牌大學繼續深造。很多同學身上充滿了天賦,不需要學習就有這樣的才能,比如說我的班長王強,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個地方,聽任何一句話,聽一遍模仿出來的絕對不會兩樣,所以他在北大廣播站當了整整四年播音員。我每天聽著他的聲音,心里咬牙切齒、充滿仇恨。所以,有天賦的人就像雄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種動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蝸牛。蝸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從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兩年。在金字塔頂端,人們確實找到了蝸牛的痕跡。我相信蝸牛絕對不會一帆風順地爬上去,一定會掉下來、再爬、再掉下來、再爬。但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是,蝸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頂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獲的成就,跟雄鷹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我們中的人有的是雄鷹,有的是蝸牛,但是只要努力了,蝸牛也是可以取得雄鷹一樣的成就的。我在北大的時候,包括到今天為止,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只蝸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許還沒有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給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動的日子。
  
  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搶占先機,因為天性有點與世無爭,反映到學習和追求上就是不夠上進,或者說沒有進取心。1985年大學畢業,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我在北京大學修完了全部學業并且留校任教了。我當上了北大英語系的老師,一個星期授課八節,月薪60元。不是因為我的成績多么優秀才留校的,而是因為當時北大公共英語迅速發展,師資嚴重缺乏,結果把我這個中英文水平都殘缺不全的人留了下來。盡管當時我的教學水平不怎么樣,但是我卻很喜歡北大寧靜的生活,而且能當一名老師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關的管理規定,學校還分給我一間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給我的這間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樂,天天在見不到一絲陽光的房間里讀著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整個樓房的下水管剛好從我房間旁邊通過,24小時的嘩嘩水聲傳進耳朵里,我把它聽成美麗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內容。后來北大可憐我,把我從地下室拯救出來,讓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樓同樣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開窗戶就能見到陽光,把我感激得涕淚橫流,決定把一輩子都獻給北大也值了。
  當時很多人都向往我這樣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經過青年時期的艱苦奮斗,在中年到來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績和順利的工作環境,就可以松一口氣了,接下來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書、晉職稱、做教授了。在自己喜愛的事業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氣,創造一個個的輝煌戰績,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榮譽的獎杯上,讓自己的成長經歷成為年輕人奮發上進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較努力,這得易于我學生時期養成的一些好習慣。我第一次在北大給學生上課是在1985年,剛開始面對學生的時候心里很緊張,過了一段時間就適應了。學生們也都喜歡我,因為我生性幽默,課堂氣氛非常好,講課的水平也提高了。不過,即使我當了老師之后,我還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雖然我的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但是在教師圈里卻沒有什么交往,我還是游離在大家的視線和交際圈子之外。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國上下出國潮高漲的時候,那個時候出國幾乎成了一個人成功的標志。當我還埋頭教書的時候,為數不多的幾個好友卻開始悄悄準備去美國了。雖然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適應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會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績,但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趨得到的。沒有大的驚喜,也沒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卻不喜歡這樣波瀾不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們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國。
  我是一個對周圍的事情發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為止,我對國內國際的政治形勢變化依然反應遲鈍,認為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這樣的一介草民沒有太多關系。我對周圍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應也很遲鈍,認為這是人家的私事,我沒有知道的權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私事。在這種遲鈍中,我周圍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發生變化。中國已經向世界開放了,出國的熱潮在中國悄然興起。我周圍的朋友們都是奔走在風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從遙遠的國度飄過來的魚腥味,偷偷地順著味道飄來的方向前進了。當時大家聯系出國都不會讓單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讓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時間,我發現周圍的朋友們都失蹤了,最后接到他們從海外發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已經登上了北美大陸。
  看到他們都出國了,我依然沒有生出太多的羨慕。我一直認為能從農村出來進入北大就已經算登天了,出國留學對于我來說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還是順手拿本《三國演義》讀一讀比較輕松。但不幸的是,我這時候已經結了婚,我不和別人攀比,我老婆會把我和別人比。她能嫁給我就夠為難她的了,幾乎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如果我太落后,她這臉面往哪里擱呀?突然有一天我聽到一聲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國門,就永遠別進家門!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運將從此改變。后來我發現,一個女人結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進步,卻能把一個男人弄得很進步或很失敗。
  老婆的一聲吼遠遠超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從1988年開始我就被迫為了出國而努力學習。每次我挑燈夜戰TOEFL和GRE的時候,她就高興地為我煮湯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讀三國,她就杏眼圓睜,一腳把我從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壓力為動力,化被動為主動,終于考過了TOEFL,又戰勝了GRE,盡管分數不算很高,但畢竟可以聯系美國的大學了。于是我就開始選專業,我平時雖然涉獵甚廣,但對任何專業都沒有真正的愛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亂投醫,幾乎把美國所有的大學都聯系了個遍。美國的那些教授們一個個鷹眼犀利,一下就看出來我是個濫竽充數的草包,連在太平洋一個小小島嶼上的夏威夷大學都對我不屑一顧。
  沒有愿意給我提供獎學金或者助學金的學校,我只能自己準備這一大筆學費了。去美國至少需要2萬美元,折算成人民幣得十幾萬,現在來看這個數額不是很大,但是在那個時候這可是一筆天文數字了。那一年,我為了積攢赴美國求學的各種費用,就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代課,掙出國的學費。我們悄悄在其他的幾個學校的培訓班里代課,代課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獲就是代課費很高,一節課30元,十節課就是300元。我的個人收入很快就增長了起來,當時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這筆天價的費用就可以準備充足了。校外代課能獲得高回報的這種激情就像一團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燒著,那個時候我已經無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課余時間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課的工作中。
  從1988年到1990年,我為出國先后掙扎、拼命了三年。雖然我在校外代課的收入挺可觀的,但是這些錢還是沒能滿足我前期申請出國各種花費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和代課收入之后,我還是因為缺錢致使出國讀書的夢想破滅了。
  當時我老婆對我也是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學習、賺錢。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繼續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須要讓家里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讓老婆對我的危機感往后延續一點,盡管當時我不覺得能夠解除這個危機感。當時有錢花的標志其實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工薪階層,都是大學里的普通老師,因為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為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這樣子,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訓機構的課以后,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后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從中央音樂學院回來以后肯定不能給我做飯,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她下班回來以后,發現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后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為能吃到活魚了。
  
  
  為人樸實成就了我和我的事業
  我現在的很多習慣包括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其實是小時候在農村長期生活沿襲下來的。看到這個行為你就會發現,現在已經普及全中國了,全中國現在沒有幾個人不是大吃大喝的。但是,我身上那種喝酒、吃飯時候的豪爽勁兒確實是蠻難得的。比如說在企業家人群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朱新禮是能喝酒的,王玉鎖也是能喝酒的,最后就剩下我了。我們一桌子在那兒吃飯,就我們幾個人拿的白酒,其他人都是拿的紅酒。拿紅酒的還慢慢喝,我們幾個人拿著白酒,都是一杯一杯地倒進嘴里。為什么呢?王玉鎖和朱新禮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他們剛開始覺得我不是同類的,一個做培訓學校的知識分子怎么可能跟他們一樣喝酒呢。接觸過兩次一起喝過酒后,我們就成了分不開的酒友了。現在老朱,只要是有喝酒的場合就給我打電話,喊我過去喝酒。
  這就是農村來的那種感覺,農民跟農民一見面那個感覺就出現了,真的,這個東西還是蠻重要的。但是現在你會發現,在一些比較重要崗位上的領導干部,還有大學校長居然有一半以上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我跟他們打交道就明顯地感覺到比跟城市出身的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而且是容易得非常多。那個感覺就是一見面就是大家都很土,大家都是從土地方出來的,親近感就會增加一點,然后再說什么事兒辦什么事兒就容易得很多。
  當時招聘了幾個下崗工人來幫我管理后勤,還聘用了幾個老師。因為我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都是沒課的,所有的課都集中在晚上和周末,平時我就帶著他們玩兒,經常請他們吃飯。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老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燉一只雞,下課了大家全都去吃,吃完了就聊天、打牌,直到晚上十二點才散了,我再開始備課。
  這些在新東方工作的首批職員,從1993年到2003年,差不多待了十年吧。當時新東方進行股份化建設,這些老太太們都拿到了大概是5萬到8萬的新東方的股份,等到新東方上市以后她們全變成了百萬富翁。一個下崗工人,在新東方干了十年,結果變成百萬富翁了,也是很開心的事情。這些已經退休的老太太們現在每年都過來看我,有的已經都七十歲了。
  我這種平易近人、不張揚的性格給我也帶來了許多機會,我的這些人際交往經驗基本源于小時候農村生活的歷練。農民繁重的勞作、淳樸的作風,讓我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和生命的厚重。父親的言傳身教讓我知道怎樣面對困難和挑戰,少了些急功近利。既不像一般人在遇到困難時退縮,也不在得意時張揚,我就是依靠著樸實的為人處世風格,漸漸贏得了身邊人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新東方。
  父母的言傳身教影響了我的一生
  父親做的一件事情到今天還讓我記憶猶新。父親是個木工,常幫別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會把別人廢棄不要的碎磚亂瓦撿回來,或一塊兩塊,或三塊五塊。有時候在路上走,看見路邊有磚頭或石塊,他也會撿起來放在籃子里帶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個亂七八糟的磚頭碎瓦堆。我搞不清這一堆東西的用處,只覺得本來就小的院子被父親弄得沒有了回旋的余地。
  直到有一天,我父親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開始左右測量,開溝挖槽,和泥砌墻,用那堆亂磚左拼右湊,一間四四方方、干凈漂亮的小房子拔地而起,和院子形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父親把原來養在露天到處亂跑的豬和羊趕進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掃干凈,我家就有了一個全村人都羨慕的院子和豬舍。
  當時我只是覺得父親很了不起,一個人就蓋了一間房子。等到長大以后,才逐漸發現父親做的這件事給我帶來的深刻影響。從一塊磚頭到一堆磚頭,最后變成一間小房子,父親向我闡釋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奧秘。一塊磚沒有什么用,一堆磚也沒有什么用,如果心中沒有一個造房子的夢想,擁有天下所有的磚頭也是一堆廢物;但如果只有造房子的夢想,而沒有磚頭,夢想也沒法實現。當時我家窮得幾乎連吃飯都成問題,自然沒有錢去買磚,但我父親沒有放棄,日復一日撿磚頭碎瓦,終于有一天有了足夠的磚頭來造心中的房子。
  也正是父親言傳身教帶給我的這種生活態度不斷地激勵著我,父親的一生給予我的啟發是深刻的。我從尋找棲身之地開始了艱難的創業。
  我從北大出來后輾轉了幾次最終還是搬到農村去了,因為當時只有農民的房子是自己的,可以自行決定房子的用途。我搬到北京一個叫六郎莊的地方,搬到了一個農民的家里。當時為了省錢,找了幾戶農民,都因為一個月20到50塊錢的房租不得不放棄。最后找到一家農民,他們家有一個小房子,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空著的。他有一個兒子在上小學二年級,后來我們就說,我們來輔導你的孩子吧,保證你們的孩子考到前十名里,果然,一拍即合。這樣的話,房子就免費了,我們夫婦住了進來,房東孩子的成績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歡喜。當時我老婆還在中央音樂學院上班,所以我老婆下班回來就輔導這個孩子,我就背著書包出去教書。
  我天生有一點點商業頭腦,這點本事也有點家傳吧。這么說吧,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中國很高看萬元戶的,其實我媽就是我們那個公社里面最早的萬元戶之一。老太太也不認字,她發現這個形勢變寬松了,就聯系了幾個機電廠的人,幫著做矽鋼片,矽鋼片就是做變壓器的那個東西。我媽在家里買了一臺小機器,沖壓那個矽鋼片,再賣給機電廠。老太太人緣很好,慢慢地就有錢了。當時萬元戶是很厲害的,一個公社也沒有一兩個。我在上大學以后沒向我老媽要過錢,我知道她那個時候已經變成萬元戶了。從北大出來我也沒想過向我媽要錢,   盡管我知道老太太手里還有一點錢,但我覺得這很不應該了。
  兩年后,我們又搬到中科院,與另一家夫婦合租一個公寓。結果合租房子的女主人經常河東獅吼,總是強迫我們和她吵架,最后我只好又搬家了。離開北大后,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我走馬燈似的換了四五次居住的地方,直到1993年年底買下一處破陋的農家院落才算是安頓下來了。
  我從1991年起已經用“東方大學外語培訓部”的這個名義開始招生了,而且已經有收入了。我除了把一部分錢支付給東方大學外,其他所有的費用都是我自己承擔的。房子自己租,廣告自己貼,教室自己租,老師工資自己出,還好最后還能有一些剩余吧!
  就在這個時候,我父親的身體狀況不大好了,他是在1991年去世的。去世的時候我在北京,家里打電話告訴我“老頭子腦溢血,半小時就過去了。”我就把家里的、銀行的存款統統提出來,總共是7000塊人民幣,我拿著這7000塊人民幣就回家了,給老父辦了一個比較隆重的喪禮。很遺憾父親去世得太早,也沒能盡孝,連給父親買瓶酒的機會都沒有了,每次想到這,我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他對所有的人都很寬厚,盡管他力氣很大,但從來不和別人吵架、斤斤計較,總是喝著酒悠閑地過自己的日子。后來我讀了大學,每年暑假一回去,他就會下河摸出一筐魚蝦,然后我們爺兒倆就坐在屋檐下,一邊喝酒一邊閑聊。我工作后領到工資的第一件事,就是假期的時候買了一瓶酒給他帶回去,讓他高興了好幾個月,可惜我現在忘了買的是什么牌子的酒了。父親去世那天還喝著酒,突然就腦溢血了,送到醫院已經不行了。那時候我在北京,聽到消息后連夜往回趕,但還是沒趕上,回家只見到了安靜地躺在靈床上的父親。媽媽告訴我,父親在去世前嘴里一直喊著我名字的第一個字,直到去世。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哭了整整一天,這是我記憶中哭的時間最長的一次,直到哭到了嗓子完全講不出話來。
  我的父親喜歡喝酒,酒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唯一的長處就是有一點酒量,因為我父親是個愛酒的人,從小就培養我喝酒,因此,我練就了超高的酒量。家鄉的酒已經是我童年、青年時期的一種記憶了。
  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人還很小,個子也不高的時候,我就開始陪著父親一起喝酒了。因為南方人有喝早酒的習慣,早上天剛蒙蒙亮,三四點鐘或者四五點鐘就可以起來喝上幾杯。尤其是冬天,很多家都到早市上買米酒,回到家一碗一碗地喝。喝酒都很豪爽,所以直到現在我喝酒的時候,還是總覺得大碗喝酒才是真正喝酒,用小酒杯喝就沒了這種爽快的感覺了。
  有的時候我父親會一大早帶著我溜達到小街上去。南方的小巷有點像周莊的那種感覺,我們那個小鎮,當時也有一條河,河兩邊是房子,也有一條青石板的小街。當時有一兩家小飯店,都是國營的。當時的飯店全是國營的,數量也少,不像現在這么方便。父親去了小飯店之后就會要一碗酒,還會要一個雞頭。如果我陪著他去的話,他就要兩碗酒,兩個雞頭。然后我就和父親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吃雞頭。當時年紀小,一個雞頭就夠我吃很長時間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是特別喜歡吃雞頭,對雞頭情有獨鐘。如果現在你給我兩三個雞頭,再給我一壺酒,我渾身的幸福感就全部出來了。
  生活就這么簡單,小時候的記憶非常深刻。在小飯店里父親一碗酒,我一碗酒,爺倆兒就這么對著喝,喝完了就拉著手回家。當時中國沒有小孩不許喝酒的習慣,大多喜歡讓孩子喝上幾口。
  那個時候農村人幾乎家家都釀米酒,家家都有酒喝。到了冬天的時候我母親都會做一件事情,就是她在家里用收上來的糯米釀一缸米酒。釀這缸米酒一個原因是給我老爸喝的,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給我喝的。因為小時候南方很冷的,屋里也沒有暖氣,一到冬天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不過現在氣候變暖了,現在南方零度以下的時候都很少了,我們小時候南方都能看到厚厚的冰,厚厚的雪,當時的天氣比現在要冷得多。
  家里的棉衣服是不夠厚的,我要去上學,從家里走到學校大概要走20分鐘。那個時候雖然有棉衣穿,但是外面的氣溫太低了,還是很冷的。當時的棉衣,盡管里面都是棉花,但是很容易凍透。首先棉花不像現在羽絨服這么保暖,其次棉花還要薄一點,不能做得太厚,因為太厚了棉花也不夠。就這么點棉花,一個人的棉衣棉花用多了,別人的棉衣怎么辦?還得勻著來,所以穿著這樣的棉衣一出門很快就擋不住寒冷了。風很大,穿得又單薄,走在路上就很冷。我母親就會早早起來給我熱一碗米酒,讓我喝完米酒再上學,這樣心里和身上就會有熱乎乎的那種感覺。
  我母親已經想方設法地照顧我和我姐了,這已經是我們村莊上照顧孩子最好的家庭了。但是家里面實在是太貧困了,看看現在掛在我辦公室的那張照片就能知道那個時候生活條件是多么艱苦了。那是一座十分破舊的房子了,當時家里很窮,窮得連房子倒了都沒有錢去修,就是這么一個概念。
  我從小就知道生活的艱辛和不容易,需要堅強和付出努力,這種個性其實是來自我的母親。盡管我媽很愛我,但卻從來沒有寵過我。也許她太能夠理解生活的艱難了,所以從小就訓練我面對生活的勇氣。我從小就在農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豬糞,樣樣都干,從來沒有過被嬌寵的感覺。我父母下地干活,我就在家炒菜、做飯、洗衣服,到現在我還有自己做飯洗衣服的習慣。每天放學回家,我就忙著割草、喂豬、放羊,一年里的幾頭豬幾只羊,是全家能夠換點錢過年的唯一保證。有一年冬天下了雪,家里沒有草喂豬喂羊,我媽讓我拎著籃子在野地里,把雪分開,把雪底下的草一棵棵割起來,割了整整一天。這一天成了我童年里最艱苦也是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在我的記憶中,我母親也幾乎沒有打過我。她根本不需要打我,只要看我兩眼,我就知道自己必須加倍努力,否則后果會很嚴重。所以我的勤奮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媽逼出來的,如果沒有我媽,我肯定到不了今天這樣。我媽唯一打我的一次是因為一雙涼鞋。農村孩子從小赤腳,很少穿鞋,大概在我8歲的時候,我媽用她攢了很久的幾塊錢,一狠心給我買了一雙嶄新的涼鞋。我穿上后那個高興,一路就向小朋友們炫耀,然后就和他們一起到一條河里游泳,游完泳就赤著腳回家了。我就忘了涼鞋的事,回家后我媽一眼就看到沒有涼鞋了,馬上和我一起去河邊找,哪里還有涼鞋的影子。我媽那個氣啊,把我一頓臭打,把一根竹竿都打斷了。剛打完,別人就把撿到的涼鞋送來了。晚上我疼得屁股都坐不下去,我媽又抱著我哭了一夜。
  我后來能夠上大學,成為老師,也是因為我媽。從小就聽我媽說在農村一輩子太苦了,如果能夠當個先生最好。先生在農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師的意思,所以我從小被我媽念叨得對老師充滿了憧憬,因此不管怎樣被老師折騰,都認為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還好我從小就喜歡讀書,盡管上學成績不好,但不厭學。等到高中畢業時的1978年,中國迎來了全國第一次高考統考,結果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英語才考了33分。回到農村種地,我死心了我媽不死心,聽說家鄉的一所初中缺英語老師,拼命到校長家走關系,說我高考考的就是英語,英語水平很好,硬是把我給塞進學校去當了代課老師。那一年我16歲,英語勉強能夠背完26個字母,哪里能夠教學生,但農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學生還很喜歡我。從那里開始,我決定第二次參加高考,結果又落榜了。決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媽起了重要作用。我本來都打算放棄高考了,但我媽聽說縣政府正在辦一個外語高考補習班,就拼命在城里請人幫忙讓我進去。她一農村婦女,在城里哪有什么關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補習班的班主任老師,把老師感動得不得不收下了我。從城里回來的那天晚上,下著大暴雨,我媽回家的路上,摔在溝里好幾次。我在家里等著我媽,一看到我媽變成那樣,立刻就明白了這一次只有一條路了。
  我從父親那里學到了寬厚,學到了退一步海闊天高的態度,我從母親那里繼承了堅忍不拔,決不放棄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個性,我的個性融入父母的優點,也把他們的個性矛盾地結合到了我一個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風格和為人處世的態度,幾乎每一點都能夠從我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果斷地挪開親情這塊絆腳石
  我知道讓我的家族成員退出,這在感情上很難開口,這個難度太大了。老媽、姐夫、老婆那邊的姐姐和姐夫,我怎么開口呢?而且我是看見我老媽就會害怕得發抖的那種人,更別說讓她們都離開新東方了。1996年,王強、徐小平從美國回來后,曾親眼看過我跪在我老媽面前挨訓。我老媽一發脾氣我就會不自覺地跪下去,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也是對父母敬重的一種方式吧。到了2000年老太太很鄭重地告訴我,你現在也算功成名就了,也是中國的名人了,以后我罵你你就不要跪了,坐在床邊上聽我講就行了。
  我媽媽非常尊重老人,這一點沒有商量的余地,她對我也是嚴格要求,必須尊重長者。所以我老媽一訓我,輕則就是我的兩個手垂在身旁,低著頭聽我老媽訓,重則就是下跪了。她一訓就是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我老媽的脾氣是很大的,也許是農村出來的老太太的緣故吧。我老媽年輕的時候還是我們村上的婦女隊長,她就鍛煉得很能講話,所以我后來變得能講話,也有點遺傳我媽媽的基因在里面吧。其實我媽媽訓我大多就是嘮叨嘮叨,就是說你看你怎么那么沒出息,讓你干活你還不干。我這輩子多苦呀,嫁到了俞家之后還沒有出頭之日,你還沒出息,我這輩子怎么活,就是這種嘮叨話。我就聽著,罵完了以后我再接著干活去。
  我媽媽是在農村生活的人,小時候我媽媽就對我特別嚴厲,但也正是這個嚴厲,最后讓我考上了大學,才有了出息。比如說小時候,從我懂事開始,每天吃完晚飯洗過碗,我跟我姐就在煤油燈旁做作業,我老媽就坐著邊紡線邊陪著我們。當時農民都是靠紡個毛線、紡個棉線賣了以后換點零用錢的。早上起來以后必須掃地,掃完地才能上學,一直到18歲這種生活習慣都沒變過。在勞動這種原則問題上,我老媽堅決不讓步,也不給我偷懶耍滑的機會,就是要培養我好好勞動的習慣。所以我從小就養成了特別熱愛勞動的習慣,就是被我老媽訓練出來的。
  自從我老媽來到了新東方,老太太覺得在新東方管理一下后勤之類的事情很開心,又是自己兒子的事業,兒子干的事情,輪得到外人來說話嗎?老太太心中的感覺就是這幫人是來搶我兒子的錢的,她不會想這是一個集體,在一起奮斗什么的,她哪兒想得到這些大道理呢?她一看,國外的人一個接一個的回來,還天天壓迫我兒子,不但搶我兒子的錢,還要把我們這些親屬趕出去,這連門兒都沒有。
  所以從我們決定要驅逐家族成員,到最后讓我的家族成員離開新東方,大約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最后我的家族成員也清除出去了,這其中的分寸至今想起來還是感覺傷了他們的一片摯誠。所以我后來也開玩笑,說我老媽半年不給我做飯,我老婆和我分居半年,這說得有點夸張,不過當時她們確實挺生氣的。
  真實情況是這樣的,當時我提出讓我老媽離開新東方,是在我老媽過生日的時候。我們一起吃飯,當時請了三桌新東方的人,在飯桌上我就說到家族成員要離開新東方的事情。我老媽火了,上來就要打我。老太太確實挺意外的,也挺氣憤的。徐小平在邊上看得目瞪口呆的,徐小平認定了俞敏洪你想把你老媽趕走是絕對不可能的事。1996年我們回來的時候,你老媽一罵你,你就會跪下去,怎么可能說服老太太呢?老太太怎么可能離開新東方?
  那就讓時間來慢慢消化這一頓難以下咽的晚餐吧。慢慢地我老媽開始有點理解我的處境了,一年半以后她發現,如果這樣下去,兒子受苦受得更多。因為我那個時候就像是“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嘛,那邊推著我要把家族成員弄走,家族這邊的人不退出。
  最后我姐夫第一個先退出了,我姐夫說,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讓弟弟為難,我帶頭先走。當時我姐夫已經是書店的經理了,而且是當時新東方書店中經營得最好的一個單位。我姐夫也有超級的經營管理能力,書店辦得最好,利潤也最多,結果姐夫辭職就走了,一分錢的補貼都沒拿到。后來分股份的時候,家族成員不予考慮,所以我的家族成員除了我以外,沒有一個拿到股份的。
  當時我姐夫是自己主動下來的,我姐夫比較通情達理嘛。我姐后來對我很生氣,而且生了很長時間的氣,因為我姐也是個農村婦女,她不理解這個事情的。她為了支持我上學,犧牲了她自己的學業,所以我姐對我是有恩的。我姐本來應該是6歲進學校的,為了帶我,到了8歲半9歲才進學校。她小時候在家一直照顧我,我跟我姐差了5歲,她可不剛好是七八歲的人帶著兩三歲的我嗎,所以我媽就不讓她上學。
  盡管我姐讀到高中畢業,但是就沒再接著考大學,我姐實際上就是把考學的機會留給我了。現在把我姐夫給趕走了,我心里也很難受,但是又不能挽留,我姐夫主動退,就退出新東方了。緊接著就是我老婆那邊,我老婆的姐姐在天津的新東方學校,當時已經有了天津新東方學校了,她在天津新東方學校當主會計。我老婆的姐夫也同意離開,最后他們也離開了,我背后多補貼一些錢,多補貼一點就當做離開的待遇了。
  我家族的成員陸續地退出新東方,最后親屬中只剩下我老媽一個人了。老太太慢慢也看明白了,她雖然年紀大了,但是看問題還是非常準確的。我姐夫也在私下里勸她,她也知道我面臨的處境,知道我很苦。老太太后來就心疼我了,說那我也退出吧。
  老太太臨走前有個小小的要求。她說,退歸退,以后雖然我不管事兒了,后勤行政也都讓你們的人管了,但是給我留一個小辦公室吧,我要經常去那坐坐。就這樣,我老媽也正式退出了,我在新東方的家族成員就一個都沒有了。
  她沒事兒的時候就喜歡去那間小辦公室坐著,雖然不再管事了,但是每次看到新東方的眼神里還是挺留戀的。那些街道居委會的、派出所的,每次到新東方來的時候都喜歡坐在她那兒聊聊天。老太太特別有人緣,她的辦公室超級有意思,就像社會的一個舞臺。平時她就自己待在小辦公室里,門一關根本就沒人看見,給她保留的這個辦公室一直到今年才正式撤銷了。她在那跟人家聊天,對整個公司的氛圍還是很有積極的影響因素的。
  老太太到現在在新東方也是極其有威望的。你們不知道這老太太厲害到什么地步吧,公安局、派出所沒有她不熟悉的。她能夠在新東方暑假進班的時候,讓全體派出所成員出來為新東方維持秩序。那些公安局的民警到新東方來,老太太在那辦公室一坐,然后就會跟這些公安局的人聊天、喝茶。公安局的人就發現這個老太太很慈祥,很通情達理,還不時地給他們遞包煙,公安人員就對老太太特別的尊敬。
  到今天還是這樣,現在中關村海淀派出所的人還只認我媽,奇怪吧?新東方現在的年輕人去辦事,辦不下來,老太太一個電話過去,民警就出動了。雖然沒什么文化,但老太太還是有點公關本事的,目前新東方在北京的幾千名員工全認識我媽,全部都樂呵呵地叫她阿婆。她沒事還會到學校來轉轉,還是挺留戀學校的一景一物的。試想當時第一次開口讓我老媽離開新東方的時候,老太太如果看到墻上面掛著的營業執照,都會從墻上拿下來撕掉,說咱們都不干了,回農村,確實她是真生氣了。那么后來是怎么說服她徹底退出的呢?當時剛好新東方有了住宿部了,然后我就說,老媽你去包食堂吧。這個食堂原計劃就是外包的,這等于說是從主營業務中間給她劃出了一個副業。
  因為不讓老太太干點活,她就會天天來跟我吵,老太太屬于那種閑不住的人。所以一定要給她找個活干,她干活又不能在新東方干。所以大家一致通過,說這個食堂反正要包給外面人的,不如咱們自己來干吧,等于就是承包給老太太了。于是老太太從家鄉調來她的幾個侄子、外孫,再請了兩個廚師,就把新東方食堂辦起來了,到現在新東方的食堂還在她手里經營著呢。
  這樣一來,我老媽就徹底退出去了。這一退就好辦了,其他幾個新東方的領導一看我動真格兒的了,三天之內就開始全面展開清退工作了,什么姐姐、弟弟、外孫,在新東方的都不留。后來就用了大概是一年半的時間,所有的家族成員全部清退了。
  所幸的是,這次清退家族成員雖然有摩擦、有沖突,最終還是過了河。新東方依然還是完整的,精神文化依舊存在,組織結構、管理結構、發展方向也逐步明確。所有這些正是通過這一兩年的摩擦斗爭換取的。
  清退了以后還出現一些情況,好玩兒著呢。有的新東方的領導,就把自己的親戚換一個名字,又放到新東方另外一個部門去了。后來我一看,這是怎么回事兒?還有后來做新東方領導的幾個人,私下里給自己的老婆還額外開了好幾年的工資呢。實際上她們已經離開新東方了,完全是在吃空晌。但是最后還是徹底清退了,所有的家族成員和新東方僅有的一點牽連都完完全全地斬斷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新東方成長過程中的歷史,如果沒有王強、徐小平這一提議的話,到現在新東方肯定還是家族企業,是上不了市的,到最后還是有可能四分五裂的。所以在這點上,盡管徐小平和王強把我給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他們確實為新東方的持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改革其實就是心態的改革
  當王明夫對我們說:“我們不干了,你們這幫人不行,你們糾纏的這個爭論,完全是沒有頭緒的。不按照商業規則辦事,沒有冷靜的理性,不遵循商業原則,不遵循董事會規矩,天天講哥們兒義氣,講朋友與朋友的情懷,充滿怨恨,我沒法弄,真的沒法弄了。”說完就走了。
  走了以后,大家又琢磨一下,認為這個項目沒人咨詢也不行,說我們還得另請高明。這次請的是普華永道,然后又來了一幫專家,進來以后也是信誓旦旦地說,你們新東方這種小事情太小了,我們肯定能幫你們搞定。
  于是我們就跟他們定好了,150萬人民幣把咨詢事宜做完,把新東方的結構組織全部理順,人員全部正確到達各自的崗位。但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組織結構和人員理順這個環節好弄,但是人的心態不一定能及時轉得過來,改革其實就是心態的改革,不只是結構的改革這么簡單就能實現的。
  比如說中國社會的結構,你要改革,一夜之間就可以制定出改革的方案。真的實行了以后呢,人們的心態能不能轉到那個結構上去,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的觀念轉不過來。普華永道來到新東方之后,也搭了一個類似的結構,然后就告訴我們這個結構怎么展開,怎么實行,結果誰也不愿意進入那個結構中間,然后我們又開始了無休無止的爭吵。
  連續爭吵了三個月以后,普華永道說:“錢我們不要了,對不起,我們很遺憾,我們要離開了。”普華永道還說:“你們新東方肯定跳不出來這個死結了,憑著你們這一幫人,一點理性思考都沒有,天天講著情感,每天一鬧就開始哭,哭完了以后就開始互相指責對方,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了。”
  事實上,我們在爭吵最嚴重的時候,經常四五個人在一起號啕大哭。因為大家誰都沒有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了,相互間又難以割舍這份多年的情誼,就這么大哭發泄,特別好玩兒吧。
  最后普華永道也跑掉了,這一下就完了,沒有任何人幫著設計公司結構了。
  慢慢地大家吵架也吵累了,每個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該當的班也當了,最后發現有的職位真不是人當的,也開始主動往下退了。董事會的章程也慢慢成形并落實到位了,最后大家也認可形成一致意見的重要性了,不管這個意見多么不理性,九個董事會成員,只要五個投贊成票就必須通過并執行。這個得票慢慢都清理出來了,董事會的正常工作漸漸有了起色。哪怕是最沒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個勇敢者去堅持做,到最后就會擁有希望。
  最后公司的結構是我和其他的領導人一起慢慢摸索著設計的。以我為頭,慢慢摸索著,分幾步把股份做實了,又把分紅做實了,把學校和公司的關系也理順了,一切都向著穩定和諧的方向發展了。
  到了2004年,我又重新回到董事長和總裁的位置上。這個時候呢,大家已經失去了吵架的動力了,也失去了吵架的熱情了。
  我知道我注定還是會回到這個位置上的,是必須回去的。因為大家一開董事會,董事會的人就說,現在沒人當總裁,也沒人當董事長了,誰去當,肯定還是俞敏洪嘛。因為大家覺得還是老俞回來比較把握,可以平息各方面的不滿。
  調整心態還得靠時間,時間一長相互之間的棱角慢慢都磨平了,就是等待挺漫長的。從2002年普華永道進來,我等到了2004年,在等的過程當中,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慢慢地認同一個全新的結構。這個結構也不是普華永道搭建的那個結構,因為普華永道搭的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結構,大家還是接受不了,而我實行的是循序漸進的一個結構方式。
  但是,由于有前期的王明夫和普華永道的介入,我們也算是了解了這里面的一些規則和程序。有了一點經驗,而我也明白了很多,也不能說立刻就明白的。就是說在這兩三年當中,我慢慢明白了一個商業化運作的公司的結構應該是怎么樣的,這幾年沉在下面教學的時間反倒是幫我弄明白了這個事兒。咨詢對我們確實起到了引導作用,但是兩個咨詢公司最后都是不要錢就走了,普華永道好像拿走了50萬。最后他們說都不要錢了,因為我們這些人他們實在受不了了,他們的建議我們也不采納,最后他們都撤了。
  不管怎樣,新東方的股份制改造還是成功了,改造期間就已經有幾個外部資金想要進入新東方了。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新東方的結構改造終于完成了,雖然前幾年大家拿的錢不如股份改造前拿得多了,但是外面來的人對新東方的股份定價還是讓大家看到了這個價值。當時新東方的內部人員基本什么都不懂,我們就決定吸引外面懂行的人進來,把股份出讓一部分。我們找啊找,最后在2002年的時候,先是找到了一家養豬的上市公司。這個老總還挺懂企業經營的,從1頭豬養到60萬頭豬。當時,我們新東方開的價格很低,內部定價是1%對應100萬,10%就是1000萬。新東方注冊資本是1000萬,等于新東方就值一億人民幣。我們還談論說外面的人進來我們是不是要加點價,就加到了1600萬,給他10%。那個老總還是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標準,他說“新東方名氣很大,1600萬占10%,我干了!”拎著現金就過來了。過來以后,他說這個錢給你們之前我要參加你們的董事會,看看你們董事會是怎么議事決策的。結果我們董事會從早上8點開到晚上12點半,講的只有兩個議題:人生和哲學。這個養豬企業的老總當時就懵了——新東方的董事會怎么是這么開的,這個錢給你們還不泡湯了!接著就拎著錢跑了。
  后來到了2003年,有一個個人投資者又提出要投資新東方。我們說我們漲價了,不能那么便宜了,我們10%應該要2500萬人民幣了。人家說2500萬人民幣沒問題啊,接著也來開了一個董事會,那個人也懂黑格爾和尼采,但是后來他說你們為什么不講亞里士多德?你們怎么把商業經營跟文學、感情糾葛、弗洛伊德、潛意識都放在一起了!你們這些董事還用潛意識分析俞敏洪心地本身是多么的不善良之類的,真是無奇不有。最后把那個個人投資者也聽火了,這個投資者也走了。
  2004年以后新東方的經營基本上就比較順了。因為2004年10月份我重新回去就任總裁以后,大家就正式做了一個決定吸引外資的決定。當時已經有國外資本來中國尋找對教育領域的投資了,而我們的公司結構已經搭好了,吸納投資的條件也具備了。到2005年的時候,我們從吵架中意外收獲了一個好處,就是從2001年開始的爭吵,使新東方的財務制度全部正規化了,這是個意外收獲。
  其實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相互之間對管財務的人都不信任的結果所致,他們說這個負責財務的是俞敏洪的人,要幫著俞敏洪覓點錢不是挺容易的事情嗎?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公司結構還沒搭好,心態還沒調整過來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司財務開始透明化,全盤透明。
  等到2004年年底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了三到四年的新東方完整的、透明的財務報表放在那兒,隨時可以查看的。所以到了2005年,有國外資本來找我們談的時候,健全的財務結構就已經全擺在那兒了。所以國外資本一看,OK,財務很清晰、沒有問題,可以合作,兩個星期就把錢打進來了,所以吵架也吵出了這么一個好事兒。當時的這個外國資本就是老虎基金,老虎基金看了我們的財務報表說,這個錢我們可以隨時進來,連賬都沒查,10%,3000萬美金就進來了。
  老虎基金的主任是我在北大的一個女學生。我這個人一碰到女的,就一點轍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是自己的學生,所以她能跟你講知根知底的東西。她對我也非常信任,因為她從學生開始到后來出國上托福班都是我教的。她就說,俞老師,我對新東方不了解,但是對你很了解,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新東方10%值多少錢,我們就給多少錢。當然,我們不能開天價,我們開了3000萬美金。這3000萬美金第二個星期就打到新東方的賬戶上,新東方從此就開始了國際化的運作過程。先進錢,后審計。后來新東方上市以后,他們賺了幾億美金,這就是新東方整體的一個融資過程。
  當時我們的現金流應該是非常好的,2005年的時候已經接近六個億的總收入了。為什么還要吸引投資呢?因為大家想上市嘛,到了2005年的時候,大家知道在國內上市需要的時間太長,另外就是國內沒有民辦學校上市的先例,不太容易上。我們了解了一些海內外的上市情況,那么大家就決定了改變方向,說要上就去海外上市,而且一定要選擇最好的交易所上市。當時我就順應了大家的這個想法,因為我覺得在里面吵得沒勁,大家都贊成上市了也是個好的發展方向,所以我就開始研究公司上市。
  到了2005年年底的時候,國際資本就已經進來了。這個時候我又發現自己不太想上市了。當時2004年到2005年的時候,我沒有別的想法,認為上市反正就是賺錢,當時淺薄的想法就是一上市大家就立刻賺錢了,美金就拿到手了,我也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就是這種特別淺薄的對上市公司的認識。
  當時不吸引外資是不行的,原因是這樣的。第一,如果沒有外來資本,我作為一個中國本土企業到美國去上市,很明顯美國的投資者會不太信任,而且這個領域還沒有先例。2005年百度還沒上市,在美國中國的上市公司還很少,除了一些國有企業以外。在紐交所,新東方是第一家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民營公司,之前的另外十家上市的全是國有企業。第二,外來的資本一進來,就表明對新東方的發展十分看好。海外上市就好說了嘛,首先就是表明了這個公司是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的,這個不用我多解釋了。我搭建海外結構就要有外來資本,沒有海外結構,我就必須得到海外去成立一個公司,因為它必須要海外結構和國內結構相契合以后,才能拿到海外去上市。中國的公司自身在美國是不能上市的,不能直接到美國去上市的,一定要在國外搭一個海外結構再過去。這樣的話,很明顯的這個資金就必須引進來。
  另外,定價的問題,當時新東方的股份不是留了10%嗎。新東方的股份發放的時候,每股才2塊錢人民幣。老虎基金進來后的定價是什么呢?是2美元一股。2美元一股就等于16塊錢人民幣,這就相當于現在的一股由2塊錢一下變成16塊錢了,翻了好幾倍,大家當然很開心了。而且老虎基金的人還說,你們個人想賣的,我們還繼續收,有多少收多少。當然每個人都不想賣了,因為大家突然覺得這個東西挺值錢的,就不舍得賣了。大家私下里一算,都變成了有錢人了。那個時候雖然還沒上市呢,但每個人都知道,剩下的就是時間的問題了。
  2005年我開始研究公司上市的程序了,這就必須請CFO了。請有上市經驗的專家來指導我們,幫我們搭建新東方上市的財務班子、咨詢班子和引進審計這些過程。最后我越研究上市公司越心虛,我真的有些不想上市了。因為我發現了一個真理,就是上市以后,誰都可以賣掉股票自由跑掉,就我不能賣股票,也跑不掉。
  這是什么概念呢?因為美國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以后,只有三個月的鎖定期,這期間限制交易。鎖定期結束以后,誰都可以自由買賣股票,我也可以賣,但是我是被限定性的賣。另外就算我可以賣股票,但是我是新東方的董事長和老總,我就等于被鎖在這個機構了。我一動,所有的股價以及股票持有人的利益都會受到影響。別人都可以賣了股票離開,只有我不能離開,當我發現這個問題以后,我對上市就有點失去熱情了。這個時候,即使我不想上市也不可能了,我已經擋不住上市的力量了。因為誰都會算的,就是說按照以前的分配方式,比如說年底分紅,分十萬,然而上市了,一下子就變成千萬富翁,甚至有幾個還能是億萬富翁。這種期望就不可阻擋了,也無法不上市了。
  當然他們也會說,老俞,為什么不上市呢?上市了你是最有錢的啊。我說上市了我是最有錢,可是我還得在新東方干20年,我還得繼續賣命20年。如果今后的20年年年分紅的話,憑著我45%的股權,我說不定也分到同樣的錢呢,沒必要走上市這條路啊。
  后來國際資本一進來,上市的呼聲就更強烈了,因為國際資本更想上市。國際資本的人加上內部的這些股東的力量,最后的結果是,一致同意上市。我的45%的股份已經反對不了那55%的決定權了。誰要擋住上市,誰肯定就倒臺了,而且當時我對上市也還是有新鮮感的,內心還是挺期望上市的。因為覺得自己能把新東方做成一個海外上市公司也是挺自豪的,也有上市的渴望。
  前期開始引進審計、財務、公司治理結構,這樣一些上市前的準備工作,就很自然地進行了。我也開始研究大量的上市公司的案例,也看過很多這方面的書,已經知道這些程序了。
  新東方的公司結構很明顯地已經有了,上市還需要請CFO,我必須找一個合格的CFO。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當時三個應聘的CFO都在美國,我就飛到美國面試他們,從中挑選一個最合適的。我對他們的要求就是,每人跟我住一天,跟我住一個房間。我試著從各方面了解他們,跟他們聊,天南海北地聊。我們住在一起聊天的時候,話題很豐富,什么都聊到了。我要考察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能力,還有他們的人品,通過聊天我就可以知道他對各種事情的態度和立場。最后我就挑選了一個特別優秀的,也是我最滿意的。他到現在還是新東方的CFO,當時只答應跟著我干兩年,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現在已經第六個年頭了他還在新東方。
  我是怎么看好這個人的呢?這也是我觀察到的,比如說我請他跟我的家人一起吃飯,他吃飯時第一個菜就是夾給我的孩子,我覺得這個人很愛孩子,而且知道輕重。然后再跟他一聊呢,就知道他對中國很熟悉,了解中國的國情。他的背景又特別好,斯坦福本科畢業,哈佛大學MBA,然后是伯克利大學法學博士,還是個華人。他一歲就到美國去了,我和他聊天也是看他的氣場跟我對不對,我們兩個在一起不到半天的時間,就開始互相說黃色笑話給對方聽,我就知道這個氣場對上了。
  他一句國語都不會講,但是會講閩南話,他的父母是閩南的,但是卻不會講普通話。CFO本身就是用英文工作的,這不妨礙我們溝通和交流。因為一個上市公司是需要這樣一個人的,他是內部財務的主控制人,實際上是叫主會計,或者叫做財務總監,對外叫CFO。所以CFO只有上市公司才有,不是上市公司的財務主管也叫CFO的,純粹是把財務總監封了一個CFO的一個頭銜,張冠李戴而已。他和一般的財務總監的工作是有分工的,當時我就知道,我內部的財務總監的能力達不到上市公司CFO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外請。而且當時老虎基金的人,來面試了我內部的財務人員了以后說,我的財務人員還不夠上市的水平。
  這樣一來,最后就是外請人才,那這個人才的報酬就會高得多。后來我發現,這個人一進來,很多事情完全不用我操心了。很多事情,比如剛才我說的請審計也好,請外面的同行也好,請承銷商也好,基本上不用我操心了,只要我拍板就可以了。五個承銷商來面試了以后,他說俞老師,你選哪一個?我說你選哪一個,我們都同意,反正都差不多,你看上哪個我們就選哪個吧。他就給我推薦其中最優秀的兩個,然后我們就選了那兩家。
  到了2006年的時候,我們原計劃是在11月份左右上市。但是,計劃沒有變化快,8月份我們的材料剛開始準備的時候,中國的相關部門就出臺了一個文件,說未來中國的企業如果到海外去上市,必須六部委聯合簽批,截止日期是9月8號。我們當時考慮即使過了9月8號,我們的各項條件和指標在海外上市也能上,不存在問題。但是,我們真的要上的時候,面對六部委聯合審批手續和過程就復雜煩瑣了,審核到我們這就不知什么時候了。所以我們在8月10號就做出了決定,把上市的時間大大提前,定在9月7號上市。
  在這個時候,我們連招股說明書還沒寫出來,全部是連夜加班趕出來的。那段時間我一個星期幾乎都沒怎么睡覺,天天是招股說明書的事情,投行和我的CFO他們一起做。做完以后,我得閱讀,我得仔細看,關鍵的地方我得認真看,還得有修改意見。
  新東方的上市文件準備工作每天以上百頁的速度向前推進,我的閱讀速度從來沒有這么快過。一本厚達二百多頁的招股說明書,我幾乎每天讀一遍;新東方的原始財務數據,每天以幾萬個的速度在進行合并,由于財務自動化系統還沒有到位,每個數據都必須進行人工核對;各種法律文件像雪片一樣飛來飛去;專業的國際審計人員如狼似虎般緊盯著新東方的一舉一動;這一切,都迫使我的神經到達崩潰的邊緣——不僅僅是因為工作的繁忙,而且是對未來的恐懼。
  自從創辦新東方以來,我一直做的都是自己有把握的事,而這一次,我不僅沒有把握,而且連頭腦都摸不著。真像是開玩笑,一個連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都分不清的人,居然要面對幾萬個數據給全世界的投資者講故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黔驢技窮,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我的招股說明書一稿打到美國證券委,跟美國證券委說明了時間的緊迫情況,要求他們三天以后把提問打過來。對方工作也很有效率,五天之后信息就反饋回來了,提出了30個疑問,因為美國證券委必須認真研究我們的招股說明書。
  美國證券委對先前的一家中國上市公司就曾提出140個問題,對新東方只提了30個問題,這個情況就表明了我的CFO的確厲害,他做的招股說明書已經基本解決了對方所有的疑問。他了解美國,知道美國的HEC就是個證券委,預計到他們會提什么問題,事先把這些問題都設計好了。對反饋回來的30個問題很快就答復了。我們再轉回去,對方第二次就只提了4個問題。等到我們第三次遞過去,對方就沒任何問題了。美國方面說,允許新東方上市,你們自行定日子吧。
  一切工作都在緊鑼密鼓的準備中,8月23號,我們到香港開始路演。路演就是跑到全世界各地,給有投資意向的人描繪企業發展前景的動人故事,讓大家相信我們,從而產生購買股票的沖動。我們計劃一直演到9月6號,最后的地點是到紐約,然后在9月7號定價上市。路演的時候我們心里還有些沒底,因為8月底到9月初是國際上投資人休假的時候,他們全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格米亞海灘上曬著太陽,洗海澡呢。我們有點悲觀地說,路演的時候,這個股票買的人不會很多的。
  當時老虎基金定的2塊錢一股,我們絕對不可能2塊錢一股到紐交所上市的。所以當時我們定價的時候,就把四股合一股。四股合一股就變成了8塊錢一股。像某些上市公司老總和投資商在網上對罵的事情,我知道他們為什么對罵。因為這個承銷商,他唯一要做的是把公司的股票賣出去,賣出去他們就能賺錢。如果我們把股票價定得太高了,他就有可能賣不出去,那么他們就一分錢都拿不到,前面的工夫就全白費了。
  其實我們新東方當時到香港去的時候,投資銀行定價就是8美元,他們說定高了,擔心到時候賣不出去。他們說我現在的財務,前半年利潤沒有增長,后半年他們也不確定我們的利潤能不能增長,你讓我們定這么高的價怎么賣得出去。結果投資銀行把新東方價格定得很低,每股10美元都不到,他們的理由是這段時間由于是美國勞動節,華爾街投資者都在休假,沒有多少人會買新東方的股票。這樣輕蔑的說法讓我很憤怒,我背起背包就準備回北京。最后投資銀行不得不妥協,把價格定在了11至13美元。
  他們還是對我們不放心,我就跟我的CFO討論。CFO說只要我能保證后兩個季度利潤增長,剩下的事情他負責跟他們談。我說我肯定保證利潤增長,因為我知道,我前面的兩個季度把拖后腿的包袱全部清理掉了,后面兩個季度一定能賺錢的,當時我是有這個把握的。最后他們就談,談到最后從11美元開始路演。但是我的希望是能賣到13美元,這個想法沒實現,然后我們就開始路演了。
  我第一次站到講臺前竟然有點害怕,不僅因為不懂得如何路演,而且對自己蹩腳的英語口語感到恐懼。一個以英語培訓為主業的公司,創始人居然講一口“第三世界”英語,多跌份兒啊。但由于沒有任何人能夠代替我的角色,所以再次硬著頭皮上,居然贏得了一些掌聲和笑聲,給我平添了不少信心。到后來居然達到了我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境界,好在新東方團隊的另外兩位成員在我身邊,幫我補救。他們分別是新東方的CFO Louis和財務總監魏萍。Louis是典型的高智商又極通世故的人,口若懸河,有問必答。他多年投資銀行家和律師的經歷能把死人說活,而魏萍又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性,結果我們三人搭起一臺戲,居然唱得有聲有色。最初我們只打算有四倍左右的認購量,但到路演結束居然達到了四十多倍,被華爾街認為是路演最成功的中國企業之一。
  香港是路演的第一站,當時我們有個比較低的心理預期是最多能有十個人來就不錯。前面說過,這個時間不是一個路演股票的好季節,所以我們的期望不是很大。樂觀地估計最多能有十個人來就很好了,就是投資商來看看,基金管理人來聽聽。但是那天的現場竟然來了一百多人,大大超過了我們期望。來的業內人士還真不少,證明有很多人都在關注新東方的股票,這么一來我們心里就有底了。再一看,其中一半曾經是新東方的學生,基本上都成為社會精英了。我在上面講了一小時,用英文講的。我講完話走下來以后,他們根本就不問新東方的股票到底可靠不可靠,上來就是:“俞老師,能給我們多少股?”
  看到有人認購了,我當時就很開心,所以答應得就特別慷慨。不管100萬股,還是200萬股我全答應了。不過這些都是口頭答應的,并沒有真正簽合同。如果簽合同的話就不一樣了,我估計他們當時也不敢真的簽合同,因為他們簽了就要購買的。在香港一站,我們當時的融資目標是1.3億美金。事實上香港一站就有兩億多美金認購了,大家的心里就都有底了。按照這個路演效果,到新加坡就會有5億美金了,各個地方走一圈,最后到美國轉下來最少是60億美金認購新東方了。
  我們路演的一路上有辛苦也有快樂,在香港兩天后,我們飛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兩天后,我們晚上又飛回香港。原定從香港機場直接飛到美國舊金山,結果由于晚點被迫在香港再住一晚。飛到舊金山后又馬不停蹄飛到洛杉磯,從洛杉磯再飛往丹佛,從丹佛飛往巴爾的摩,從巴爾的摩到紐約,從紐約到波士頓,從波士頓到芝加哥,從芝加哥再回到紐約。每天基本上是午夜12點后進酒店,早上6點多就起床。每天要見十幾批不同的人,和每一批人都要充滿激情地講同樣的話,最后我看見人就想一腳踹過去。路演中最讓我驚喜的是,很多基金經理都曾經是新東方的學生,讓我省去了很多介紹新東方歷史的口舌。當一圈路演結束回到紐約我再也不愿意走了,Louis和魏萍居然還興致勃勃走了一趟倫敦。盡管辛苦,這一路也有快樂的插曲,曾經坐了一個小時的船在大浪中看金門大橋,在舊金山街頭猛吃沿路叫賣的螃蟹,在街頭碰上很多在新東方上過課的學生,還坐在飛機駕駛艙里看飛行員把飛機拉上天……
  所以最后定價的時候,我就說這個價格不行了,最后定的價我開到了15美元。我的CFO分析得比我就更加有邏輯、更大膽,他說這個價定在17美元沒有任何問題。后來我說,算了吧,給投資機構和基金讓點利吧。我也不知道開盤以后到底會值多少錢,別到開盤的時候跌破發行價了,那樣就難堪了。
  9月6號晚上,終于正式確定了上市銷售的價格。由于需求旺盛,我們要求提價,在一番討價還價后,最后確定為15美元一股。緊接著就是把股票分配給誰的問題,投資銀行的人有很多重要客戶,僧多粥少,于是展開了激烈爭奪。我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站在一邊,反正賣給誰都是賣。沒想到最后我的電話也接連響起,一個接一個,這個電話說我曾經是你的學生,能不能多分配點,那個說我曾經坐在你上課的第一排,能不能照顧一下,嚇得我趕緊把手機關上,然后傻笑著看Louis臉紅脖子粗地和人爭奪配額的分配權。那天晚上我的手機就不敢開機了。為什么?從香港這一路過來,基金管理人幾乎全是新東方的學生,一到晚上打電話要股份的人就排起了隊。最后我就只能說這個給三萬,那個給五萬了,最后就變成了想要也要不到了,因為上百個基金在那兒排著隊等著購買呢。
  這一天,新東方的初創元老徐小平、王強、錢永強和新東方另幾位副總裁都到了紐約,等著第二天紐交所的新東方上市儀式。
  我擔心第二天開盤后,股價會不穩定,如果下跌得太慘,我就覺得會對新東方后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比如說大家興高采烈地買了我的股票,第一天就虧本了,后面他還會繼續買我的股票嗎?當然不會了。所以,這個憂慮一直到開盤后才逐漸打消。
  而且當時還有一個有利之處是,新東方個人持股的都沒有主動賣的,賣的全是增資股,就是賣的是新增出來的股票,新東方的老股票沒一個人跟著賣的。因為當時上市非常緊急,有很多新東方的元老也想跟著賣。后來我說,大家都不要賣,就是誰都別賣,我也不賣。這樣的話,干干凈凈用新股上市對大家都有好處。
  上市那天是9月7日,大家還是蠻快樂的,早上在紐交所開市敲鐘的時候,我們是先進去跟紐交所的總裁吃了早餐。我們原來有過一面之緣,大家也算老相識了。因為新東方的人都能講英文,所以雙方的交流就不存在障礙。我們互相交換了禮物,所有的人都挺開心的。我們7點半來到華爾街的紐交所門口,看到印有新東方logo的巨幅橫幅已經高高掛在紐交所的大樓上。在圖標下面,中國國旗迎風飄揚,美國國旗在左,新東方旗幟在右,心里還是挺激動的。在紐交所周圍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警察,原來自從“911”之后,美國人害怕恐怖分子襲擊,不允許人隨便靠近紐交所大樓。我們經過了兩三道關口后才進入了紐交所,紐交所的官員已經在等候,大家一起寒暄照相,又看到一些中國領導人的合影也掛在墻上,頓時覺得中國離這里并不遙遠。早餐后大家一起走向交易大廳,9點鐘,我們在紐交所官員的陪同下,在二樓的陽臺上,一起敲響了開市鐘。緊接著大家一起在交易大廳等待新東方股票交易的開始。我們仰著脖子,盯著屏幕,都快變成鴨子了。但是新東方的第一筆交易遲遲沒有開始,我的心里也開始緊張起來,不知道會是個什么價格呢,會不會跌破發行價。
  千呼萬喚始出來,我們是9點鐘敲的鐘,直到10點45分,新東方的交易才出來。好像是系統出了技術問題,新東方的這個新股票就是上不來。直到10點45分左右,新東方股票突然出現在大顯示屏上,跳出來的價位就是22美元多一些。比我們的心理預期要高出很多,看到之后大家都非常開心。總算有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這時的心情才逐漸安穩下來。當天晚上紐交所在紐交所大樓的地下室為我們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慶功宴會,他們的總裁和副總都出現了,每人都做了一段演講,我也上去做了一段演講。最后紐交所的老總還說,我是完全可以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演說家的,我說我早已經就是演說家了,只不過我用英文演講不太在行。
  新東方上市終于大獲成功了。頭天晚上我在慶功宴會上做的演講,主要內容是說新東方承擔著對中國學生的使命,承擔著對中國學生的責任。我們做了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辜負自己的良心和希望,希望我們上了市以后,依然有這樣的良心和希望去做事情。也希望我們在紐交所能夠跟你們成為朋友,借著紐交所這個平臺讓新東方在世界的軌道上發展和壯大,大概就是這樣的講話內容。
  首日上市開盤就22美元,收盤是21美元多,第一天的表現非常好,我們都松了一口氣。當時我不讓大家都跟著賣個人股的時候,大家的心里都有點意見。他們說好不容易遇到了一次賺錢的機會,能把股票變成現金了,還不讓賣。但是過了三個月,股票價格漲到了45美元,每個人都繃著這股喜悅的勁兒。到了45美元以后,大家又解禁了,就開始想著賣股票了。后來我們突然發現,如果大家亂賣的話,最后新東方就不值錢了。
  這個人賣出去10萬股,那個人賣出去20萬股,股價很快就會從40元跌到20元的,這個道理是一定的嘛。因為他們會發現,新東方的原始股東全部在賣原始股,就表明對新東方的發展沒有信心了。那么其余的人也會跟著出手,最后新東方的股票就成了燙手的山芋了。
  我跟我的CFO一商量,最后就決定,要賣統一賣。我把他們集中起來開了個會,統計每個人到底要賣多少股。數據統計出來后,先放在這兒不賣。現在45元的價位,我們再去做一次路演,告訴對方我們為什么賣原始股,我們的做法是為了不讓股票下跌。
  當時大家達成的一致意見就是說,不能低于35塊錢。因為我們覺得這么一路演,再這么多的原始股票拋到股市中,變成了流通股的話,一定至少下降5到7塊錢,但是最后的結果是,我們以41.5美元就全部賣出去了,基本上就等于沒降。因為我們出去路演的那天是43美元,路演了半天最后就降了一塊五毛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畢竟新增出去了一百多萬股了嘛,略有下降也是合理的,不過大家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來了。
  對于股票和上市,我開始是幾乎不懂的,好在我有善于學習的本事,遇到不懂的事情,除了通過看書彌補外,總是會在第一時間內找到最合適的專家咨詢。在新東方登陸紐交所的上市準備期間,我就硬生生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上市專家。上市之后,與投資者溝通以及并購方面的書籍我也是一直在研究。即便如此,當老虎環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在2007年突然拋售新東方股票時,我還是著實緊張了一把。
  當時新東方的股價一路上漲到80美元以上,突然有一天開盤,新東方的股價猛然下挫了5美元。這一天新東方既沒有發布財報,市面上也沒有任何影響新東方業績的消息,一定是有大機構在背后賣新東方的股票。我立刻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啊,必須得謹慎對待,馬上在后臺查看,發現是大股東老虎環球基金在大量出貨。此前,老虎基金曾經向我承諾在5年內不出售新東方股份的。
  第二天,我給老虎環球基金中國區代表、也曾經是我的學生打電話,可是她也并不知情。原來,拋售新東方股票的是老虎環球在美國的基金經理做的。
  老虎環球在2005年以每股2.225美元的價格投資新東方2250萬美元,占到20%的股份。新東方上市時,老虎環球持有新東方14.91%的股份,經過再融資,他的股份被稀釋了,共計2100多萬股普通股。眼看新東方股價漲至80美元,在美國總部的基金經理迫于他的股東分紅的壓力就套現了部分股票。我們經過緊急的溝通,和對方達成了默契,無論怎么賣,按照什么方式賣,都不要沖擊新東方的股價市場。
  事實上,老虎環球后來在新東方股價跌至50美元時又將賣出的股份全數購回,這個波段操作凈掙了幾千萬美元。不過在當時,老虎環球基金的舉動帶給我的是前所未有的擔憂,因為他們手里擁有的股份非常大。如果他們全賣掉了,新東方的股價從80美元跌到20美元怎么辦?
  在上市過程中,我有一個前提,從做新東方開始我就知道,我自己怎么樣沒關系,但是新東方最好不要倒下去或者是不發展。因為它是從一個個學生做起來的,我對它真是充滿了感情。所以任何對新東方有危險的事情,我都會特別謹慎小心,一直到今天為止還是這樣。
  另外,從新東方上市起,我就沒認真看過新東方的股價。我認為新東方的股價跟我是沒有關系的,除非哪天我想賣自己的股票了。所以整天關注股價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股票要換成現金才是錢,不換成現金就算起起落落,對新東方的發展也沒有什么影響。
  新東方內部有一個特點,從來不使用股份投票。雖然現在是上市公司了,也很少用股份說話,而且我現在占的股份也比較少了。上市公司如果要通過股東大會表決的話,那管理層基本上也就完蛋了。但是,選取董事會成員要走這個形式。我算是從一個創始人變成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職業經理人,現在算是個打工的了,盡管在新東方還占有股份,但是新東方的流通股已經占到了百分之八十,這些股份就掌握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手中。
  自從經濟危機一來,新東方的股票一直是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抗跌股,一直到今天,還特別穩定。當然這跟我們的努力有關,新東方的人都能講英文,哪個投資者打來電話,我們就哇啦哇啦講一通,然后想賣股票的聽我們一說就暈了,不賣了。
  而且新東方還有一個好處:學生都是先付學費再來上課,不會出現現金斷流的現象,也就不會出現倒閉的現象。有這么一個基礎在這兒,股東們覺得很踏實,而且他們發現我身體比較健康,所以也比較放心。這個特別重要,一個老總的身體如果出問題了,股票常常掉一倍。
  
  中國人的冷漠和懦弱有時候特別可怕
  不說這個經歷,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辛酸,什么叫命大。這個事情全國人基本都知道了,說說也無妨,也算是我自己做事情不小心造成的后果吧。
  在1998年的時候,中國的銀行在星期六、星期天是不上班的,也不會上門來收款。而新東方的報名一般都是集中在周末,所以周末這兩天收上來的錢就是最多的。一到星期六、星期天來報名的學生就十分多,收上來的學費數額有時候就很大,存放就成了大問題。當時新東方的辦公室很破,那個墻用手一捅就能捅出個窟窿,放在辦公室那兒我覺得挺不安全的。想來想去,就覺得家里關上門是最安全的,所以就會把錢拎回家存放。那個時候沒料到,我已經被壞人盯上了,他們就等著在周末搶劫我,最后我就遭遇了被搶劫的經歷。
  后來想想那次被搶劫的經歷挺后怕的,因為這些人都是慣犯,他們是一個犯罪團伙。他們在我之前已經連著搶了四個人,他們都是使用給動物麻醉用的大型麻醉針,一針下去,這個人基本上就不會醒過來了。我的遭遇也是一模一樣的,從我身后上來就扎了一針麻醉針。我暈倒后他們從我身上掏出鑰匙開了門,再把我拖進屋里,然后就把家里能找到的錢、攝像機,只要是貴重一些的,能拿的東西基本都洗劫了。
  人往往在最危急的時候更能體現出潛能,我居然在一個小時以后就醒過來了,醒過來以后,手被綁著,腳也被綁著,我就用下巴頦打了報警電話。一會兒警察就過來了,他們過來以后我又暈過去了,警察直接就把我送到了醫院,我居然搶救到第二天就蘇醒過來了。后來醫生都說太奇怪了,你怎么會中間醒過來還能自己報警?這么厲害的麻醉藥,一頭大象也睡過去了,你中間根本不可能醒過來,確實不應該醒過來,早就當場一命嗚呼了。對我中間醒過來的事情,醫生實在是納悶了很久。后來醫生說我抗麻醉能力這么強,也許跟我的酒量高有一點關系。
  前天我去做腸胃鏡檢查,現在腸胃鏡檢查不是說無痛檢查嗎,其實就是全身麻醉。醫生給我打完一針麻醉針,我還是跟他們談笑風生。醫生驚訝地說,別人半針就可以全麻醉了,你一針下去怎么還不暈過去呀。于是醫生又給加了一針,這樣我才暈睡過去,醫生才給我做了腸胃檢查。
  其實這幫人拿走這些錢以后就真的打算遠走高飛了,并且決定從此金盆洗手,不做壞事了。他們去開了一個工廠,這個廠做什么的我不知道。結果經營不善,一年沒到,就把這些錢全花光了,廠子也沒有做起來。沒了來錢的路子,他們又開始想辦法琢磨錢,他們犯罪的惡念一起,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不知不覺中又成了他們眼里的“搖錢樹”了,第二次的遭遇比第一次更加兇險。
  1999年的時候,我又遇到了一次危機,這幾個劫匪又回來準備再次搶劫我了。他們設想在我家門口動手,這一次搶劫我的是四個人。因為遇到過一次危險了,這個時候就有點注意了,進進出出我已經有了一個司機跟隨了。我們兩個人從樓上一走下來就看到了這四個人,對方直奔我倆快步走過來了。我就發現這四個人的神情不對,當時我就反應很快,動作也特別機敏,立刻靠著墻角站住了,不能讓他們從背后襲擊我。結果其中的三個人越過我就沖著我的司機過去了,一瞬間,我還以為他們是過路的,以為沒什么事兒了。結果最后面一個人突然掏出一把槍就頂在我胸口兒了,我的司機反應也很快,跟那三個人搏斗了一輪就找機會沖下樓跑出去喊人去了,那三個人緊追不舍跟著我的司機也沖了出去。
  和我面對面的這個壯漢一米八零左右,很強壯,槍就頂在我身上,讓我別動,還讓我把鑰匙拿出來。當時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把假槍,我就這樣舉著手,心里真的非常生氣,真把我當成肥豬了,一次又一次地來搶劫我,但是我心里一點都沒緊張,特別冷靜地說:“鑰匙在我的褲兜里,你自己掏吧。”就在他一分神要掏鑰匙的一瞬間,我兩個手就同時壓下去了。我想要死也得死在外面,這一次,絕對不能進屋去,只要一進門,肯定是活不成了。
  這一次遇險,我的頭腦特別冷靜。我就把他的手槍連同他的手一起握住,當時也不知道哪來那么大的力氣,一下就把他握槍的手掰過去了,而且這么猛地用力一扳居然把槍給扳掉了。槍掉在了地上,我心里就有底了,就沒這么緊張了。后來才知道這是把假槍,但是這把假槍也做得太逼真了,而且也很結實。我居然能從他手里把槍掰掉,真不知道當時那個力氣怎么這么大。我估計那伙劫匪大概也沒想到我這么一個文弱的書生還能反抗,竟然把他的槍給下了,還和他對打起來。否則,這些搶匪絕不會用一個人控制我,另外三個人控制我的司機了。
  劫匪沒了槍,我倆就在樓道里廝打起來。我不能確定他身上有沒有刀,所以不能給他騰出手的時間來,我就跟他拼了命了。我知道這個樓層里那個時間肯定有許多家里都是有人的,所以我就一邊打一邊喊,喊聲非常大。我最低的希望就是能有人打開門或者在門里吆喝幾聲,就能把劫匪驚走,即使不出來在屋里打個“110”也行。
  我們兩個人搏斗了整整有五到十分鐘,這幾分鐘的兇險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一個要活命,另一個要置人于死地。他可以放棄打斗選擇逃跑,我卻是沒有任何退路的,因為我和他照面了,當時我要是手軟腳軟,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說話了。打斗了幾分鐘,整個樓道十幾戶人家沒有一戶出來的,也沒有人打電話報警。從那次以后我就意識到,中國人的冷漠和懦弱有的時候是特別可怕的一件事情。等到警察來了,家家戶戶都出來看熱鬧來了,這一點和魯迅筆下描寫的情節實在太相似了。
  當時還有個可怕之處,就是那三個人放倒了我的司機,如果再返回來,我就一點回旋的余地都沒了。最后,那三個人一直沒回來,這個壯漢沒等來援兵,終于抵不住心理壓力,氣勢就差了,就被我打跑了。
  當時這個劫匪跑了之后還殺了一個回馬槍。這個人跑開以后,慌慌張張地把手機掉在樓道里了。我走下去的時候發現手機掉到樓道里,就撿起來了。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掉了手機又急忙跑回來,看到我手里拿著他的手機站在樓道里,他就愣住了。我當時一點都沒猶豫直接就把手機遞給他了,這一瞬間沒有任何的思考余地。我很清楚,如果不把手機還給他,他肯定跟我拼命了。因為我拿到了他的手機就等于拿到他的命了,在那個時候,他肯定也是這么想的,所以才冒著風險回來找手機。我把手機給了他,他就迅速離開了,這幾個人當時也沒抓住,案子也沒破。
  從那個時候起,我身邊開始有兩個保鏢了,一直到今天,我都有保鏢跟隨,不敢再大意了。我終于意識到,我的命不僅僅是自己的,還是大家的命,還是新東方的命。不能新東方沒干成,把命再丟了。兩天后,我的保鏢就到位了,我知道從這個時候起,我的個人生活就沒有了,永遠沒有了。
  我在家門口被搶劫的這個案子一直沒破,直到2005年的時候,突然北京刑偵二隊的一個隊長給我打電話,我跟他也認識很多年了。他說,搶劫你的那個團伙都抓起來了。后來我了解到他們在2004年又害了另外一個人,這幫人做事情手段夠殘忍,也夠絕的。他們把人放在絞肉機里面,人的骨頭和肉全部絞碎,在下水道里沖掉了,連個影子都沒了。據他們交代犯罪過程,當時我暈過去以后,也差點丟了性命。因為他們走的時候發現我還有呼吸,北京的那個人是個頭,東北的那幾個是他的跟班。東北的那個人拿著刀就架在我脖子上了,說,頭,把他留下以后會有危險的,萬一他把你認出來,還是做了吧。這個頭居然說,俞敏洪是個好人,給他留一條命吧,能不能活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后來我從警察那了解到,1995年的時候,也就是第一次搶劫我之前的三年,他從監獄里放出來,從監獄里出來后他想改邪歸正,就包了一個度假村,也是想做個好人的。新東方一到暑假,我們就要租度假村給學生們住、上課,新東方和他就這么有了工作上的接觸。
  我的員工就找到了他聯系租用度假村的事情,找到他以后,一切談妥,這個度假村就租用了,我們還交了預付款。因為對方要求先預付一部分款項,他怕我們上完課了不給錢,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我當時也是想以后可能會長期合作,所以就先預付了20萬元,到時候多退少補。到了課程結束,財務人員前去結賬的時候,一核算實際上我們只花了17萬,就是說他還欠了我們3萬元。
  我的財務就去找他們退錢,說你們度假村應該把預付款中剩下的3萬塊錢退給我們。但這個時候他已經把這些錢全花完了,就沒辦法退錢了,他就給我打電話,說你手下老向我要錢,但是我確實沒這個錢了。如果你們明年還想要用我的度假村,能不能挪到明年一起結算。我說,沒事兒,這問題不大,如果明年我們還用你的度假村,我們就把這3萬塊錢從中扣除就行了,如果你實在沒有就算了吧。
  我的誠懇態度就給他留下了一個好印象,但是這個好印象帶來另外一個可怕的后果就是,他發現我很有錢,不在乎這3萬塊錢。因為在九幾年的時候,3萬塊錢可是一個大數了,他的度假村又經營不善,欠了一屁股債。到了1998年的時候,他的債主來追債,他為了弄到錢,就重新想犯罪了,這個時候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我了。所以他和他的手下就來回跟蹤我,我當時一點也沒覺察到。我當時特別喜歡一個人開著汽車,跑來跑去,而且特別準時,因為這個時候我老婆和我女兒已經到國外去了,我就一個人住,住的還是公寓房。我每天晚上幾點回家他們都清清楚楚,汽車停在什么地方他們也清清楚楚,因為跟蹤了我好長時間,掌握了我行動的規律,所以一弄就是一個準。他們算準了星期天晚上過來是最好的機會,因為知道星期六、星期天我都會把一大筆錢拎回來。
  這幫人,確實是搶了我不少錢的,有一二百萬吧,全都拎走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二百萬在當時可是個超級大數了。所以當他手下把刀架在我身上的時候,他就想起當年我沒有逼他還錢的事情。他認為我是個好人,沒逼著他要錢,又覺得

目錄

第一章 成功的品質
無論出身怎樣都要自強不息
要把自己當成面粉不斷地“揉”
質樸做人,本分做事,坦誠待人
別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找個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成功是靠改變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放棄意味著重生
為人樸實成就了我和我的事業
父母的言傳身教影響了我的一生
第二章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養成持之以恒的習慣
我是靠“一把刷子”起家的
警察給我撐腰是我用半條命換來的
我必須培養出和我一樣的員工來
要把自卑心態、狂妄心態打掉
我們的團隊有種精神
第三章 努力修養開闊胸懷
“沒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
用好人情這筆人生財富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要打好人生的第一炮
長出自己的左膀右臂來
心中要容得下他人去跑馬
人才總會流失,但結局有時更圓滿
第四章 成功真的是把雙刃劍
家族企業只有蛻變才有希望
果斷地挪開親情這塊絆腳石
做好利益分配才是硬道理
在爭爭吵吵中終于“悟道”
有話就要說而且要當面說
改革其實就是心態的改革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有時被拖著往前走是好事
既然別無選擇,就要積極主動
被某種東西鎖住了的人是最痛苦的
要努力培養出自己的接班人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只做好一件事
做一個對明天充滿信心的人
財富不等于從內而外的快樂
第五章 人生的情與理
要讓浮躁的心靈靜下來
 中國人的冷漠和懦弱有時候特別可怕
 重塑我們的靈魂
 每個人心中都有等量的痛苦
 做自己生命的掌控者才是精神上的富足
適當地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
人生需要車輪更需要軌道
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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