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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港:寶相莊嚴——中國古代佛教造像藝術   2018年11月12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石刻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文獻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與文獻價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機構的珍視。自近代以來,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國境,散落于世界各地。正如羅振玉在《海外貞珉錄》中所言:“嘗聞我關津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恒數百萬,而金石刻為大端。”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就藏有很多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著極大的藝術與史料價值。

 

豐富的造像形式

 

東洋館一號展廳共陳列著32件中國古代造像,其中佛教石刻造像27件,建造時間集中于北朝至隋唐時期。從造像的內容來看,或為單軀的菩薩、如來立像,或是一佛二菩薩的組合。從造像的形式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薩立像,屬石灰巖質地,建造于北齊天保三年(552)。長方形底座,四面鐫刻銘文。造像通高2.57米,舉身舟形背光,圓形頭光與橢圓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蓮瓣、蔓草及火焰紋飾,背光后面及側面線刻有千佛坐像。菩薩修長,肩寬腰細,亭亭立于圓形蓮臺上。頭戴寶冠,面相方圓,細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結與愿印。帔帛掩住雙肩,于腹前打結后垂至膝下,下身著裙,衣服輕薄貼身,衣紋線條簡潔。此造像擺脫了北魏時期的僵硬與古拙,更加體現了菩薩的柔美與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嫻熟的雕刻技法,實屬難得一見的北齊造像珍品。

 

第二,不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觀音菩薩立像,隋開皇五年(585)建造,屬大理石質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薩立于蓮臺之上,頭披道巾,垂于肩后,面相豐滿圓潤,神態安詳。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長裙,輕薄貼身,微有褶皺。頸佩瓔珞,懸至衣裙之上,復于腹部繞搭兩邊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遺憾的是,此菩薩造像雙臂殘缺,不過仍難以掩蓋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龕式造像。龕式造像數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于唐代,其中,TC-719TC-775為單軀龕式造像,而其他為多軀龕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觀音龕,建造于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屬石灰巖質,通高1.09米,寬0.34米,縱深0.13米。龕內立一菩薩,頭頂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層,各為五、四、一面。騰騰向上燃燒的火焰紋形成尖頂舟形頭光,頭光兩側各有一舞動的飛天。菩薩發髻高束,額上整齊盤起,絲絲可見。面相飽滿豐腴,雙耳垂肩,細眉長目,神情安詳。袒露上身,斜披圣帶,披帛繞肩纏臂自然飄下。佩瓔珞項圈、手鐲等飾品,赤足立于束腰蓮花寶座之上,右手上舉持蓮花,左手自然下垂持凈瓶,法相莊嚴,精致細膩,頗具唐代遺風。

 

又如TC-720彌勒三尊佛龕,建造于武則天長安三年,整體呈長方形,高1.07米,寬0.73米,縱深0.16米。上方為飾有寶珠、蓮花及飛天的菩提樹蓋,蓋下彌勒倚坐于臺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舉于胸前施無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蓋上,雙足各踩一小蓮臺,兩側各有一蹲獅。主尊兩側為二脅侍菩薩,裝束及身姿幾乎相同,均為束發結冠,袒上身,佩戴瓔珞項圈、臂釧、手鐲等飾品,下著貼身薄裙,赤足立于蓮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幾乎件件都是珍品。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于中國西安寶慶寺、洛陽龍門石窟、大同云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以及邯鄲響堂山石窟等處,清末民初時被一些不法之徒販賣劫掠,流出境外。

 

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廠雜記》中對龍門石窟中隨處可見的斷手殘足、支離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嘆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變計購佛頭。于是,土人斫佛頭置筐籃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數十金。龍門洛陽山壁間法像斷首者累累,且有先盜佛頭,后運佛身,以其殘缺,視為廢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價。殘經毀像,魔鬼時代不圖于民國新創見之,可悲也已!”

 

光緒十九年(1893),日本人早崎梗吉游歷陜西,發現寶慶寺佛殿磚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絕倫的造像(原屬光宅寺,明代因寺廢而移入寶慶寺)后,艷羨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結主管人員,最終在光緒二十八年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永野清一、長島敏雄非法“調查”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與龍門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云岡石窟。此類活動一直持續到1944年,共進行了八次,每次過后,總是伴隨著石刻精品被肢解、盜鑿,偷運出境。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TC-737菩薩頭部與TC-449如來倚像原存天龍山,如來坐像(未編號)與TC-408如來頭部原存云岡石窟,如來頭部(未編號)原存響堂山,TC-465菩薩頭部原存龍門石窟。

 

重要的學術價值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還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如建造于武則天長安年間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TC-775,都刻有造像題記,因其供養人分別是姚元景、蕭元昚、高延貴、韋均、李承嗣與德感,故又被稱為《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高延貴造阿彌陀三尊佛龕》《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李承嗣造阿彌陀三尊佛龕》《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武周時期存世的史籍相對較少,故這對于該時期的歷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具體來說,其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借此考查武則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則天雄才大略,稱帝后發起造字運動,創造了多個漢字,被廣泛地應用在該時期的碑石刻辭中。《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中有數個武則天所造之字,如“聞夫香風掃地”之“地”,原作“埊”;“寶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昌平縣開國公”與“奉為國敬造十一面觀音像一區”之“國”,原作“圀”。《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圣人之德”,“圣”原作“□”。

 

第二,糾正文獻載錄訛誤。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載于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五、董誥《全唐文》卷九八七、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三二與《全唐文又再補》卷九。筆者以原石為據進行勘對,發現其存訛誤:原石“粵以大周長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編》《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均誤“上”為“十”;原石“彌勒下生”,而《金石萃編》誤“彌”為“珎”(珍);原石“六萬仙人之供養”及“奉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補》誤為“生”;原石“前揚州大都督府、揚子縣令蘭陵蕭元昚”,《全唐文又再補》誤作“蕭元春”;原石“留犢三江,還鳧八水”,《全唐文又再補》誤“八”為“入”;原石“雕鐫就畢”,《全唐文又再補》誤“雕”為“調”;原石“無邊功德,即開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補編》誤“邊”為“遏”,《金石萃編》與《全唐文又再補》誤“即”為“既”;原石“希證恒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補》誤“恒”為“垣”。

 

《全唐文又再補》卷九《蕭元春造彌勒像記》后注云:“日本細川護立藏寶慶寺石雕。轉錄自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實際上,此石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全唐文又再補》之所以存有數處訛誤,可能是作者據《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識讀刻辭時因圖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見,文獻典籍中的石刻銘文或存有訛誤,我們在利用這些資料時,首先考慮實物或拓片資料,避免人為抄錄訛誤。

 

第三,了解武周時期的佛教盛況。武則天稱帝后極力扶植佛教,興修佛寺,鐫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長安,充任翻經僧,深得武則天的信賴。作為武周時期掌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最高僧官,德感于長安三年為女皇建造長安光宅寺七寶臺。造像記中,德感題銜“檢校造七寶臺、清禪寺主、昌平縣開國公、翻經僧”,正印證了史籍記載的真實性。德感懷著“伏愿皇基永固,圣壽遐長”的愿望,不遺余力地建造七寶臺,召集了大批當世技藝絕倫的畫工塑匠參與其中,故所建造像個個精美絕倫。

 

武周時期是唐代佛教的黃金時期,在武則天崇佛的帶動下,社會上造刻佛像、開窟鑿龕蔚然成風。究其所發愿心,或為國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伏愿皇基永固,圣壽遐長”與《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上下平安”;或為先人尊親、眾生萬物祈福,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類”,這都體現了佛教對當時社會影響之深。七寶臺造像作為盛唐時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當時佛教造像藝術及佛教發展狀況珍貴的歷史資料。

 

(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

(來源:20171214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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