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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粟裕:變梵為夏——佛教藝術的中國化   2020年1月13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元代畫家因陀羅所作《寒山拾得圖》(陳粟裕供圖)

 

精美的石窟壁畫、細密的裝飾紋樣、中西結合的繪畫風格等等,中國古代的佛教藝術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造像的靜謐與優雅,繪畫的筆觸與禪意,都在回溯中華文化的歷史。符合中國人審美傾向的佛教藝術,也反映了佛教中國化的過程。

 

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與此相伴,發源于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佛教藝術傳入中國。不論克孜爾石窟、于闐佛寺這些絲綢之路南北道上的早期佛教遺跡,還是中國最早的紀年窟——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炳靈寺169窟,都有著犍陀羅藝術的傳統:波浪紋的大卷發、高挺的鼻梁、袒右式的袈裟下隱藏著健碩身軀的造像風格。

 

到了南朝著名藝術家陸探微的時代,佛教藝術第一次出現了中國化的傾向。符合江左士人審美的秀骨清像應運而出,原本健壯的佛教造像變得極為清瘦,褒衣博帶的漢式袈裟流行一時。

 

唐代,佛教藝術進行了第二次中國化。在造型上,與南北朝時還保留有部分犍陀羅造像的特征不同,唐代的藝術家們熱衷于以中國人的形象表現佛教故事。其代表為畫圣吳道子創作的《天王送子圖》。在這幅作品中,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母親摩耶夫人不論是穿著還是面容,都是典型的中國皇族、貴婦的形象。不僅如此,在繪畫方式上也以具有書法意味的長線條進行繪制,早期壁畫中流行的凹凸暈染法逐漸變為以線條造型的白描畫。

 

佛教藝術的這兩次中國化,在表面上看是陸探微、吳道子等天才藝術家的主導,從深層上看則是來源于中國人的審美思想。在佛教藝術創作中,這種美的尺度在一定程度來源于造像樣式的傳承。佛教對尊像所特有的圖像學特征、佛傳故事、本生故事固定的情節和場景都有具體的要求,所以在佛教藝術發展早期,藝匠們遵循著犍陀羅造像的傳統。而到了佛教逐漸為中國社會所熟知、接納之后,中國人開始用自己的審美眼光審視外來的造像風格,融合地域、時代審美需要再創佛教藝術。最早表現為著裝、風格的變化,唐代藝術家與工匠以中國人的形象演繹古印度的故事,佛教原生地的造像因素在逐步減弱,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則結合得越來越緊密。

 

如果說這兩次佛教藝術的中國化只局限于藝術形式的話,北宋以后開始流行的禪宗繪畫及其衍生出來的禪畫則徹底改變了佛教藝術的精神內核。

 

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本土思想、文化融合的產物,是中國化的佛教文化的代表。由于觀看、參禪的需要,禪門對于繪畫作品的要求,逐漸從畫面的精美轉換為畫中的內涵。藝術作品成為參禪悟道的工具,無論是繪者、還是觀者,都努力追求蘊含在畫面之內的禪思。

 

這種追求體現在題材上,表現為出現了大量禪宗祖師、高僧參悟的禪機圖以及禪僧對答的公案圖。南宋梁楷所繪的《八高僧圖》《六祖砍竹圖》是表現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重要作品。在這些畫作之中,場景、情節無一不是發生在中國,人的面容無一不是漢僧的樣貌,中國的佛教繪畫終于開始講述中國人自己的故事。

 

在藝術風格上,對畫作內在哲理性的要求,最終使禪宗繪畫與北宋時蘇軾文人集團所倡導的文人畫在藝術風格上逐漸合流,表現為不求形似”“逸筆草草”“孤絕空寂的美學情趣。這些有鮮明印記、讓人過目不忘的藝術風格,體現了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人精神的融合。如元代畫家因陀羅的《丹霞燒佛圖》《寒山拾得圖》等禪宗故事圖,畫面極為簡潔,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了人物的動作、神思,畫面的構圖、筆墨無一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

 

這種徹底的變化,來自于中國這片文化底蘊豐厚的土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深刻地說: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里指一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或母胎。在中國文化這片土壤上,佛教藝術吸收了中國文化的思想、藝術精髓,流露的是中國文化的氣脈,表現出中華美學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可以說,佛教藝術正是與中國文化融合,才有了新鮮的血液和旺盛的生命力。而當佛教藝術真正融入中華文化后,也才意味著中國社會對佛教的認同。立足于中國固有的文化、藝術土壤,是佛教藝術得以在中國發展的根基,也是佛教得以在中國傳播的根本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佛教藝術而言,要求古為今用”“以古為鑒,抓住古代佛教藝術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效結合的方式,以此為借鑒,從而推陳出新。這也將更加有助于堅持我國佛教中國化方向。

 

(作者:陳粟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20191029日《中國民族報》)

 

(編輯:許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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